南方日报评论员    

　　最近有多则关于“司法公开”的消息。《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》已开始实施。按照该办法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，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将全部在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——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布。与此同时，一批裁判文书首次在此网站集中公布，其中便包括轰动一时的河南官员李新功强奸、猥亵儿童死刑复核刑事判决书，除了将受害人的姓名隐去，将所有案情、司法论理与法律依据完全呈现，这是司法公开进程的一大突破。

　　根据暂行办法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一旦生效，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，原则上均应当上网公开，并非有典型指导意义的裁判文书才上网，也并非优秀的裁判文书才上网。法院将不得以案件大小、类型、影响力大小和文书质量高低来进行取舍，司法文书公开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附带工作。而具有指导意义的死刑复核案件、热点案件的裁判文书，亦不例外。李新功案显然属于具有指导意义案件的范畴，在以往，强奸案往往被归类于个人隐私而拒绝公开，这使得一些案件即便没有涉及秘密与隐私也打着这样旗号遁迹于众，网上“晒”裁判文书对各方而言都将是一种倒逼压力。

　　“晒”裁判文书除了加大对各方的监督力度，也是一次对公民的再教育过程，更是一次重建司法权威、树立法律信仰的过程。我们不能期望一纸判决能够拨开案件中的所有迷雾，但判决书的公布毕竟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，以及司法运作的整个过程。案件的事实与细节对公众来说或许不太重要，但法治往往体现在细节中。如果真心关注中国法治进程，一定会从判决书的表述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判断，一定能从枯燥的文字中聆听到法治前进的足音。此前，最高法便公布了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，其中一起强奸、猥亵儿童案中的罪犯教师被执行死刑，与李新功案情节类似。越来越多的公开案例出现，就是为了震慑潜在的犯罪者。法治的进步正是从一次次法律权威的树立开始。

　　司法公开应当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，而公开不应止于审判文书这一环，甚至止于“最高法裁判文书”这一范围。其中有经验亦有教训。5月3日，安徽籍女子袁某在北京京温服装商城内坠楼。事发后，警方迅速排除了中毒、性侵害和他杀可能，但是在网上却同时形成了另一舆论场——死者死前与一群男人独处于密室。因为案件关键证据迟迟没有公开，最终形成了警方越解释民众越不相信的局面。或许出于对网络事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担忧，或许未能敏锐察觉到事态的逆向发展，对于公开，司法系统内部尚存犹豫。然而，经验也好，教训也罢，都在从不同角度论述，只有迅速公开才能定纷止争，等事态演变到一定地步，便会形成越解释越无效的状态，这时要挽回公信力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。

　　我们应该看到，此次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并非满足于其象征性的意义，一些引发社会关注案件的裁判书被公之于众就可以说明问题。公开必然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从最高法到各级法院，从审判程序到侦查起诉程序，只要不涉及法律禁止的领域都应当公开。对于“公开”过程没有必要苛责，全国范围内整齐划一“晒”网，各个程序紧密跟进，显然不符合现实。但司法机关应该意识到，只有始终以“公开”二字自省，才不至于在舆论中丧失先机。毫无疑问，对于“公开”结果的追求，关乎民心向背。

（原标题：司法应始终以“公开”二字自省）